结 语在人民民主时代，被选举权不仅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且赋予公民在代表机关中选出代表的权利，其规范价值已在实践中显现。
[29]而实际上，按照当时的国际医学水准，氯喹制剂的有用性已经被否定了。[35]李建良教授将这些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指标,称为裁量缩减构成要素的支轴。
这意味着裁量收缩理论对这种两面关系能否发挥作用尚存疑问。日本学者盐野宏对裁量收缩理论的质疑，裁量与作为义务是两个对立概念可谓出乎自然。不履行该义务构成违法，私人（不限于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法益因此而受他人或自然力侵害的，有权请求国家赔偿。[52]参见杨小军：《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及其赔偿责任》，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55页。但是，不论其法理基础如何证立，实定法将有关行政机关的权限与任务明确而具体地加以规定，是大前提。
[5]如，在郑海洲等与宝丰县李庄乡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及行政赔偿纠纷案（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4月18日审结，[2012]平行终字第16号，【法宝引证码】CLI.C.1167535）中，原告的宅基地出路被邻居建房占用，请求乡政府出面解决，从1995年争议到2012年，几经周折，最后法院的判决仍然是限期由乡政府处理。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裁量收缩理论是特定法学传统和制度条件的产物，将其大面积应用于我国的行政与司法实务，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在实践中，多数部门的三定规定是公布的，但也有少数部门以涉密为由不予公开。
（二）行政组织法律保留的考虑因素为落实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应当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事项，实行行政组织的法律保留。第一，以任务为基轴来构建国家行政组织。[12][日]稲葉馨『行政組織の法理論』（弘文堂，1994年）262頁。这种做法也显示出与以往所继受的德国法的很大不同。
其一是从法的原理上说，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关，有权对外行使职权的只是各级人民政府自身，其职能部门应根据专决规则处理事务，以各级人民政府的名义对外行使职权。对此，时任大总统宪法顾问的有贺长雄认为，以上三说，各有利害。
现实中也以局长或科长等名义作出行政指导，从组织的权限分配视角来说，同位阶的机关可能就被分裂为法律事项与非法律事项。日文版可参照[日]蠟山政道『行政組織論』（日本評論社，1930年）223-224頁。如果将三定规定作为组织法规定，在规范强度上又稍显强烈，也与法律保留的民主性要求相去甚远。此外，国务院还制定了《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7年）、《国家安全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8年）。
虽说法规命令，但这种法规皆系国家本于业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而欲实行其权利而设。目前，有三定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有国务院部委、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与这一标准大致相当。即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设立组织，再赋予其职权，确定其责任。因为在设置行政机关的同时，要一并确定其管辖权。
法律保留大致有两种径路：其一是一般的法律保留，立足于法治主义的基本权利保留的视角。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大多数没有外部管辖权，可以不制定专门的组织法律。
行政组织法关系具有客观法性质，与私人的权利义务无直接关系，所关注的是立法权对行政组织的介入程度问题。对于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直属特设机构，鉴于其在政策形成上的重要作用，可以授予其管辖权，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基本组织事项作出规定。
由司法机关对特定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某种权限、具体的权限争议作出判决，既可以发挥法院的法律专长，又可以避免出现制定规定者充当纷争裁决者的局面。《宪法》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政府的职权在宪法上已有原则性规定），但《立法法》第11条第2项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能制定法律。由此，委员会及厅作为省的外局设置。二是行政的组织事项保留给法律。对于官制的性质，张映南认为，官制的内容是对于国民行使权力。[10][日]間田穆「民主的法治主義と行政組織権」渡辺佐平編『民主的行政改革の理論』（大月書店，1978年）164頁。
其第21条规定：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厅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日本的行政组织法曾经历过天皇官制大权、高强度的法律保留、相对宽松的法律保留三个阶段变迁，有行为法、组织法、民事法等径路来确定行政组织的法律事项，充分验证了议会与行政组织关系的种种可能。
为此，有必要实现行政组织管理的弹性化。现阶段囿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改革的进行时，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较为薄弱。
但从应然角度而言，应当由专门的部门来承担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任务，因为议事协调机构在机构属性上不适合作出具体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更不应享有具体的处理权限。1929年，立法院制定了《法规制定标准法》。
如此，既可以保证行政机关的民主性，也能保障行政机关一定的自主性和效率。第三是补充基本权利径路的法律保留不足。[7][日]美濃部達吉『逐条憲法精義』（有斐閣，1927年）238-242頁。在国民主权原则之下，日本国会并没有采用上述行为法径路，而是采取了组织法径路，亦即着眼于行政机关相互之间以及整体的合理构成，确定组织的法律事项范围。
其中存在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保留给法律，即议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他法规范如无法律授权就不得染指。本文所称的行政组织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但原理亦可适用于非国家行政主体的组织，只是在适用时要考虑非国家行政主体的特性而有所变通。
但在行政组织是否需要法律授权问题上，学界主张的是作用法径路或行为法径路，即着眼于行政机关的权限内容，根据是否具有对国民直接采取行动的权限来决定是否为立法管辖或法律事项。第三，厅次长、官房长、局、部或委员会的事务局设次长、总括整理职位，由政令规定。
但是，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具体部委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而不采取制定或修改法律的形式。参见步超:《论美国宪法中的行政组织法定原则》，《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41页以下。
例如，《食品安全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职责由国务院规定。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即便以命令规定其组织，也必为法律所认许。
官制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存在，但存在两种不同的权属，一种是皇帝的官制大权，一种是立法机关的官制制定权。从官制、官厅法到组织法的转变，已经在名称上消除了官厅色彩。
（3）所有三定规定均应公布。[20][日]稲葉馨『行政組織の法理論』（弘文堂，1994年）260-261頁。
1943年，立法院修改《法规制定标准法》，其第2条第2项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各机关之组织者应以法律定之。[31]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16、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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